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大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著名高校的创办人，他还是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的创始人。他的标准草书对中国的文字速写、中国的草书艺术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于右任将魏碑与行书、章草、今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

1879年，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

189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

1897年，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继续求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1898年，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帝出逃西安，参加“跪迎”，写下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于1903年冬在三原印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于右任与宋教仁、黄兴成为挚友。同时，因不满清政府统治，他们于11月4日，与宋教仁、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成立华兴会。

1904年，因刺杀慈禧被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先生逃离开封到上海，化名刘学裕。

1905年，刘觉民、于右任出钱、出关系并聘用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中秋节正式开学。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经刘觉民先生举荐在日本与孙中山会晤商讨如何振兴中华，并加入同盟会。

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1912年春，于右任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查封，于避居日本，从事反袁斗争。

1922年10月，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并担任校长。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12年1月，孙中山与部分内阁成员合影（右二为于右任先生）

1922年于右任、刘觉民等人共同创办上海大学，倡导国共合作。

1922年10月23日，于右任先生到校讲话，宣布就职校长。翌年4月，李大钊应于右任、刘觉民邀请到上海大学任讲座教授，并推荐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教务长，和副校长邵力子一起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许多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专家学者如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陈望道、沈雁冰、蒋光慈、任弼时、田汉、俞平伯、周建人、沈泽民、高语罕、方光焘等先后到校任教，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所大学。

于右任先生和爱因斯坦都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却在不同的国度里，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绩和贡献，就是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人在上个世纪竟然发生了一场神奇而美好的相遇。

1922年，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本讲学，来回两次均途经上海。11月13日上午10时许，爱因斯坦乘日本轮船“北野丸”初次抵达上海。爱因斯坦一到上海，就传来一个好消息，他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1921年的诺奖消息虽然迟到但值得庆贺)。

当时中国尚处在军阀统治时期，国势阢陧，但上海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获悉此事仍热烈欢迎，因此，作为世界科学界的顶级人物的爱因斯坦在上海受到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款待。进入上海市区后，爱因斯坦夫妇在著名的“一品香”餐馆用午餐，随后到“小世界”剧场欣赏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昆曲。之后他们还前往邑庙豫园一游。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为了让爱因斯坦“领略我国烹调、戏剧与园林之胜也”。

当晚，在当代著名书画家、清末大力支持过革命党人的王一亭(1867-1938)寓邸梓园设宴，款待爱因斯坦夫妇。选择在王一亭家设宴，是因为其宅邸“梓园”是典型的中国家庭寓所的代表，而且爱因斯坦还可在这里欣赏到许多中国名画。十几位中国、德国及日本的学者和知名人士参加了宴会。王一亭还邀请了他的老朋友、刚刚就任上海大学校长不久的于右任出席作陪，在国民元老中，仅于右任获此殊荣，有幸与他同庚(爱因斯坦仅比于右任年长28天)的科学巨子会见，日后传为佳话。

在王一亭处，爱因斯坦夫妇先观赏了金石书画，然后入席。待所有来宾都就座后，于右任起立致辞，给予爱因斯坦极高的评级并代表中国青年郑重表达了对爱因斯坦的敬仰之情，恳请爱因斯坦结束日本讲学之后，到中国讲学，他说：鄙人今日得与日本改造社欢宴博士，谨敢代表中国青年，略述钦仰之意。博士实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今所抱憾者，时间匆促，不能多尽东道之谊，尤不能多闻博士伟论。惟愿博士在日讲学既举，重为我国青年赐诲。爱因斯坦在答辞中说：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献所见。宴会于晚九点左右结束。

次日(11月14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乘原船前往日本。于右任先生对中国革命功勋卓著，1924年1月，于右任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北京政变成功，冯玉祥、胡景翼等邀请孙中山、于右任、刘觉民等人北上。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京，于右任、刘觉民守候左右。不久，孙中山命于右任、刘觉民和汪精卫等组成国民党中央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北方国民党事务。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右任、刘觉民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段祺瑞改组国务院，特任于右任先生为内务总长，于右任先生坚辞未就。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右任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刘觉民对爱国学生的遇难十分痛心，亲自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会安葬死难和抚恤受伤的陕籍学生。并受李大钊之请，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解救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围。到达前莫斯科后，于右任先生受到斯大林的热情接待，第二天由莫洛托夫、肖洛霍夫等政要名流一起陪同到莫斯科红场西侧列宁墓瞻仰列宁遗容，接着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朝圣托尔斯泰先生。并亲切慰问因严重的关节炎病情加剧至全身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鼓励他战胜病魔，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于右任、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于右任先生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接着，于随援陕先头部队，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境。11月下旬，刘镇华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于右任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12月22日，于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呀!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吧!”

1927年2月，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此前后，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发布许多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邓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1928年2月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同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又被推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

于右任先生与吴昌硕先生是忘年交，生前，所使用之印章几乎全都出自于名家、大家之手，其中，早期多为吴昌硕所刻。包括他常用的“半哭半笑楼”、“鸳鸯七志斋”、“于世守世”、“关中于氏”印及姓章名章多种，俱为吴昌硕精心杰作。然而 “于世守世”“关中于氏”等多枚印章均在抗战爆发后，遗失于战乱之中。后不曾复见，甚是遗憾！

维中华民国十二年国庆节，于右任先生为吴昌硕先生八十寿辰敬造菩萨像一区，愿国以永宁，人道皇显，至哲乘真，长湌化年，眷属内外，悉延康豫，一切群生，普同斯庆”。

这并不是于右任第一次赠送昭陵六骏的拓片给吴昌硕先生。早在1917年，于右任先生就曾题赠给吴昌硕《昭陵六骏之什伐赤拓片》。当时距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六骏被盗刚过三年，于右任睹物生情，遂在此拓片上作长诗表达其愤恨之心。

于右任先生一直对“昭陵六骏”特别关注，早年他曾多次去昭陵观摩“六骏”。1918年他回陕就任陕西救国军总司令时，得知“六骏”遭遇厄运，曾痛心疾首地赋诗道：“六骏失群图尚在，追怀名迹感无穷……”1949年后，身在台湾的于右任曾多方奔走，极力想促成“昭陵六骏”的团聚。

从他们的交往中也可以看出两位艺术大师、文化名人在对金石书法，文化传承的保护和责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了解二人的交往也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和两位的艺术发展流派渊源有所了解。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于右任先生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于右任先生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后，他口诛笔伐，并赞成将其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于右任还为《大公报》撰文，首倡将对中国含有篾意的地名“印度支那半岛”改名为中南半岛。

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去看望过于右任先生，毛泽东说：于右任先生不仅是他的书法、诗词老师，还和杨昌济先生、李大钊先生一样，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和导师！于右任先生当天设宴盛情款待来看望他的毛泽东。

中晚年的于右任先生久居政府要职，地位显赫，却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闻名于世。常为子女学费生活费而举债；竞选“副总统”因囊中羞涩而败北；更甚者病危之住院费也由“蒋总统”垫付。有一无二，终因贻误，病发而终。留给后人的只有几箱书及借条。还有那首情悲意哀，以泪为墨的千古绝唱《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此种情怀，古今几人？立功、立德、立言为三不朽，人生得一，已属不易，于右任则一身兼之，世所难能，道德情操，何其高尚！

于右任先生出生于关中大地，自幼随太夫子汉诗先生学习王羲之《十七鹅》帖，寝馈金石碑版之学。访碑、临摹毫不懈怠，深得碑书之精髓，二十五岁即被誉为“西北奇才”。他的草书亦由篆、隶、北碑脱化而出，博综诸家、陶铸万象；雍容大雅、变化雄奇。尽运用之精熟，开胸襟于规矩。所谓“胡马依北风”，先生字里行间更透出西北人特有的大道雄强，磅礴无极。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世博会上，中国馆的“文字之墙”罗列了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怀素、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于右任等历代大师作品，而真正能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且形塑自我风格的，宗伯之后唯右老一人，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之地位不言而喻。日本首相佐藤精于书道，一生崇拜的只有苏轼、于右任

1961年3月的一天，于右任给吴季玉的信中写道：“今天是我妻子高仲林的八十寿辰，但是我却不能和她相见，一想到她的生日非常冷清，我就很难受。”

刚好当时在香港的章士钊要回北京，吴季玉便请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和于右任私交本就不错，当场应允。

章士钊到北京后将于右任的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马上派人去联系屈武（于右任的女婿），让屈武前往高仲林在西安的住所，为其祝寿。虽然屈武到的时候，高仲林寿辰已经过了十几天，但是按照当地风俗，亲人晚到是可以补办的。于是，屈武联系亲朋好友，为高仲林风风光光地办了80寿辰。

在高仲林的80寿辰上，除了亲朋好友，茹欲立、孙蔚如等于右任的好友也前来祝寿。随后，屈武将寿宴的照片托吴季玉寄给了于右任，看到照片的于右任，喜极而泣。

仗义的吴季玉为于右任的家事积极奔走，却为他迎来了杀身之祸。1963年9月14日，吴季玉来到台湾，却遭到暗杀，虽然台湾方面装模作样的“抓捕”凶手，但明眼人都清楚，凶手就是蒋经国掌控的情报机构的特务。

吴季玉之死让于右任悲痛欲绝，在吊唁的时候他泣不成声，回去后又气又伤心，病倒在了床上。

病床上的于右任自感人生已过八十载，时日已经不多，他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在我百年后，希望能葬在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只有这样，我才能时时刻刻望着大陆。我的故乡，是中国大陆。”

后来，于右任又补充的写道：“不必是玉山或阿里山，只要是高山之上就可以，但是山一定要高，这样才能远望故乡。”

1964年7月，于右任一度昏迷，只得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于右任提笔酝酿着写遗嘱，但是总是不满意，写了撕，撕了写，到最后也未能留下遗嘱。

到了11月初，于右任已然处于弥留状态，大部分时间都是不清醒的，虚弱得无法说话。有一天，老部下杨亮功来看望，无法说话的于右任向杨亮功先是伸出一个手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

杨亮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猜测地问道：“老院长，你是不放心于中令？”于中令是于右任的三儿子，所以杨亮功有此猜测。

但是于右任却是摇摇头，杨亮功又猜了两个答案，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

杨亮功无奈地说：“老院长，等你好了，我再来问。”

对于于右任临终前的手势，目前一个比较有道理的说法是：一个指头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指的是三原县。于右任的意思是在祖国统一后，他要安葬在家乡陕西三原。

11月10日8时，于右任病逝，享年86岁。

在于右任病逝后，蒋介石指使数名监察委员，几人共同监督打开了于右任家中的保险箱，准备在里面寻找遗嘱。

保险箱打开后，没有任何财物，也没有找到遗嘱，里面大部分都是日记，以及于右任发妻高仲林为其缝制的布鞋，最后还有几页账单，上面于右任详细记载了还欠某人多少钱，

保险箱里的物品，让在场的几个监察委员深感触动。

于右任是民国元老，名望很大，蒋介石让张群、严家淦、李嗣璁、谷凤翔、王宗山五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于11月17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有三万多人前来吊唁，

蒋介石对于右任的安葬之地也很是关心，派人经过多方勘查后，于右任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海拔最高的大屯山上。

虽然未能安葬在故乡，但是于右任葬在高山上的愿望还是实现了，他可以远望大陆了。

于右任先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受到国内外各界的称赞！他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也令世界各国的文学艺术家无比敬仰，前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化名流，都曾受到于右任先生的关心与支持。

印度诗人泰戈尔1924年4月、1929年3月，泰戈尔两次应邀访华并拜见于右任先生，他对于右任先生的古典诗词非常赞赏。1926年起，阿米亚任泰戈尔的文学助手和国际大学教授，两人交情甚笃，频繁书信交流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

1938年2月21日，泰戈尔写给阿米亚的信中，对中国古代诗歌不吝赞美，“中国古代诗人的吟哦中，很容易看到人生旅途中每天行走的路上迈出的每一步，可我在其他国家的诗作中从未见到”。

于右任先生学生及门人至今遍布海内外，可谓清誉满天下。毛泽东、蒋介石、刘延涛、胡公石、徐悲鸿、李普同、刘田依等。先生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是他毕生致力修订推广的《标准草书》。自古草书家均以博变为能，追求美艺而远离实用。作者自赏而观者瞠然，难以深入民间。三十年代右老邀集书道同仁，成立标准草书社，在研究古代三百多种《千字文》和历代书家大量草书作品的基础上，提出“易识、易写、标准、美丽”四大法则，确立草书系统，契合草书部首符号，表例条贯、晤一通百。在极紊乱复杂中整出清晰严整的演变规则，为草书历史作了总结，为后世发展开辟了新路。

于右任先生在《标准草书》序言中写道：“吾国草书之兴，远在汉初，先哲立旨，为其‘爱曰省力’也。今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广草书于天下，以利制作而新国运，此其时也。”

于右任前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委员兼审计院长和监察院长达34年之久，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著有《于右任诗词集》、《标准草书千字书》等。

圣人者，古来指品格极高尚、智慧极超群之人，亦称在某方面有极高成就、造诣之人。春秋有“圣哲老子”、“圣人孔子”，晋有“书圣王羲之”，唐有“诗圣杜甫”等。而纵观书坛，堪称“千古草圣、词圣、诗圣”者，唯于先生一人也！

于右任先生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今天离开我们整整58年。

于右任先生之功业千秋万代！于右任先生之精神万古长青！